张保生教授首先介绍了《刑诉法解释》确立的刑事证据原则，包括证据裁判原则、事实认定程序法定原则、证据采信（认证）原则。
张教授提到中国的证据裁判原则是强调证据是事实认定的基础。这其中有陈光中教授对拉德布鲁赫公式的明确化。可以看到证据裁判原则经历了神治、人治、法治的过程。
举证、质证和认证三个阶段依次展开，顺序不能颠倒构成了事实认定程序法定原则。
刑诉法中大量使用的是采信（认证）规则，而我国采信规则众多。
张教授对上述原则的介绍主要基于肯定的角度。
之后张教授介绍了刑事证据法体系的问题与完善。
第一个问题是理念缺失，应当确立相关性逻辑主线。刑事证据法体系未将相关性视为证据根本属性，对相关性的定义也缺乏实证性规定。
第二个问题是部分观念较为陈旧，应当破除法定证据主义。固守法定证据主义的表现在于授权的相关性。固守法定证据主义的后果之一在于：重数量而轻质量，我国三大诉讼法中的证据规则重复率高达37.2%，而证据规则内容的重复既浪费了立法和司法资源，又使法官很难把握和正确适用这些规则。固守法定证据主义的后果之二在于：重静态修补轻动态体系化建设，要打破这一局面，应当建立动态证据法体系。
第三个问题是存在部分错误原理，应当对举证质证规则进行完善。辨认规则中，“对方辨认”的原理错误，违反证明责任原则，侵犯被告人不得自证其罪的权利，违背无罪推定原则，应当改善。质证规则中，质证应当等于交叉询问加对质。同时，被告人对质权是刑事被告的一项基本权利，应当重视。
第四个问题是警察在刑事证据法体系中存在特权，应当推动控辩平等。侦查办案人员出庭启动权不平等，不利于控辩平等。侦查办案人员出庭时，其身份是“纠结”的，认定他们是证人有利于控辩平等。
张教授在结尾部分介绍了中国证据法体系建设三条路径。即通过证据法、法院诉讼证据规定、法院刑事证据规定实现中国证据法体系建设。这三种路径各有利弊。
张志铭院长对张保生教授的专业大为赞赏，认为其思考兼具了宏观与微观。
随后，张志铭院长提出几个问题，第一，三条建设路径中，张保生教授倾向于哪一种？张教授表示他倾向于第二种，因为可行性比较强，第一种路径虽然理想但是立法难度大。
- 张院长认可，法定证据中最被诟病的是，重视口供导致的刑讯逼供。但是对于用证据裁判取代自由心证，是否需要斟酌？因为神明裁判也属于证据裁判的一种，所以证据裁判取代自由心证的提法有待商榷。张保生教授也同意此处存在概念上的不清楚。
- 张院长提到，如果历史地看问题，神明裁判和法定证据制度在当时的背景下，其实是一种事实认知，是当时历史环境中的进步，简单地从现在的角度认定他是野蛮的是不恰当的。张教授回应，这涉及司法文明的话题，野蛮是相较而言的。
- 张院长同意在判断证据的资格时，相关性是最核心的概念，那么证明力这一概念是否蕴含了相关性呢？张保生教授提到法定证据制度强调证明力，不强调相关性；现代证据制度强调相关性，不强调证明力。前者更重视证明力，导致了法定证据主义。
在快乐而严谨的学术讨论氛围中，讲座到达了尾声。之后张志铭院长向张保生教授赠送了专门为讲座定制的纪念品。感谢张教授的精彩分享，期待张教授再次来到法学院。
至此，本次讲座圆满结束。
